奎因（Quine）（1959/1966；1960）采用的术语，指“对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民族语言的翻译”（1960：28）。奎因的研究重点是意义哲学，对他来说，这种情形的意义在于，译者在翻译时，既不能借助语言上的相似之处，也不能借助相同的文化，因此不得不根据最初的原则来破译一种外来语言。奎因的目的不是要介绍一种具体的翻译程序；相反，原始翻译的提出是为了对意义的不确定性[Indeterminacy] 进行假设性说明。奎因描述了一个原本虚构但如今已广为人知的情形，即：有人看见一只兔子，用当地语言说“Gavagai”，译者试着把它翻译成“Rabbit”(兔子）。他随后指出，这样的句子基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，为译者提供了一个在源语中的最佳立足点。译者试着在各种情形下“用回”这些句子，根据提供源语资料的人对此作出反应是赞同还是反对，再通过推理、尝试与工作假设，就可以从这些句子入手从而破解整个语言。一旦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源语句子的可能应用范围，译者就会提出一个目标语句子作为其对等语。奎因指出，正是此类对应或称“分析性假设”提供出了“翻译参数”（1960：76），因为它们决定了译者逐步建立的“翻译手册”的性质。然而，奎因又指出伴随原始翻译概念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。例如，源语句子与目标语句子表面看来对等，实际上产生它们的种种条件可能并不相同，因为两种语言在如何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类时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分歧。

此外，说任何一种语言的人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（或称“伴随信息”）。这些知识当然也因语言而异，甚至在观察文化上似乎很中性的事件时，例如看见一只兔子，这样的知识都会给观察带上一定的色彩。然而，最重要的是，奎因认为译者选取的分析性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。他指出：可以按不同的方式编写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，所有方式都与整体言语的分布结构相容，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不相容。它们会在无数地方出现如下分歧：对于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，它们给出另一种语言的几个句子作为译文。这些作为译文的句子与原文之间却不存在说得过去的、哪怕是十分勉强的对等关系。(Quine, 1960: 27)

因此，正如以上三个因素所示，原始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突出翻译中的不确定性。此外，如果考虑其逻辑结论，最终得出的观点是，意义不是绝对的：“原始翻译的不连续性考验着我们的意义：它真正将意义与它们的语言表现形式对立起来，或更典型的是，它在那里找不到任何意义”（Quine，1960：76）。另见Equivalence[对等]。详阅：Harrison(1979）；Malmkjœr (1993); Quine (1959/1966; 1960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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